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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耽误了他们行程的马德里“311”连环爆炸是一场，致 191 人死亡，超 2000 人受伤。事发后欧盟立即启动了内部安全机制，对边境与交通系统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导致不少列车延迟或取消。彼时，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是否介入战争是欧洲大陆上正在激烈讨论的话题。一个多月后，欧盟迎来了十位新成员，其中包含王姐刚路过的波兰。她这趟旅途，恰遇上了“欧洲”的国际地位、身份认同和地理范围都快速变化的时刻。

　　王姐和其他初到意大利的中国人一样，第一站就是普拉托，那里有许多华人开的厂，工作机会多。王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熨烫定型服装的烫厂里做“杂工”[1]，同时要做饭、打扫卫生、剪线头。“你不知道，像地狱一样啊，”她回忆道，“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都不止，都拼死地干、抢着干，没睡几个小时你还没躺下去，别人就起来干活了。”晚上睡在用隔板隔出的小间，“哪里睡得着啊?”干了两天她头昏脑胀受不了，拿了四十几欧就离开了。刚到意大利，她就想回去了千里迢迢是来吃苦的!

　　回溯中国移民的迁徙史，80 年代末，来自浙江的华人到了普拉托，先在意大利人开的工厂里打工，后来逐渐自己开厂创业，做分包加工。第二批移民是福建人，一开始他们在浙江人开的厂里做工，到 90 年代下半叶也开始自己做老板 [2]。2000 年前后，随着国内的下岗潮，越来越多来自东北和华北的工人抵达普拉托，为华人工厂提供了新一批劳动力。王姐到普拉托的时候，当地的华人企业已经超过了 2000 家，这个数字在五年内将再次翻倍。[3]

　　离开烫厂后，她每天去“中国街”(Via Pistoiese)小林超市门口看招工和住宿的张贴。在到意大利的最初二十几天内，她做过不同的工作，缝线、给老板小孩做日托保姆，没有一个能够坚持下去。后来通过老乡介绍，她去一个佛罗伦萨的库房做杂工，工作内容是做饭给老板一家吃，货物出入库时帮帮忙，勉强可以做下去。但仅仅几个月后，有一次，她照例搬起地上一箱货物，以为纸箱里是棉衣，结果没想到是一整箱的商标，起身时只听见后背“啪”一声，整个人瘫软倒地，起不来了。

　　她去找意大利人 R 反映这些不合规的情况。此人除了向移民兜售“帮助”，比如介绍工作、提供身份正规化的灰色渠道以外，还挂名在意大利劳工联盟(Unione Italiana del Lavoro，UIL)，意大利三大主要工会之一。王姐以为找工会有用， R 却回应：你们上班不就是坐着吗，不用做很多事情，言下之意是让他们“算了”。“如果要他解决问题，”王姐对我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拇指和食指轻轻搓动的手势，暗示那将会是一笔金钱交易。

　　Sudd Cobas 于 2024 年 5 月自另一个小工会 SI Cobas 分支独立因此早期的 Sudd Cobas 活动记录和报道，都是以 SI Cobas 之名。他们行动方法、策略和风格的建立，可追溯至 2018 年 4 月佛罗伦萨 Zara 服装店仓库工人的罢工。慢慢地，当找他们的工人越来越多，工会开始深入华人企业家聚集的普拉托工业区。如今，他们在古城中心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可以接待前来求助的工人。

　　工会的核心工作团队由大约十至二十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组成，对外介绍时所有人身份都是工会“协调人”，没有职位之分。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是萨拉和卢卡，弗朗切斯卡经常以媒体发言人出现，也参与与雇主谈判;不少无证件工人的案子由阿尔图罗对接;比安卡和里卡多跟进佛罗伦萨王姐他们公司的案子;马可带领“研究小组”，对接学术和存档的工作;在不同的罢工驻点上，我也经常见到皮波、埃莱娜、索菲亚、埃丽卡他们中有的还在高校上学，有的从中学就开始参与。

　　“SUDD”是工会所代表的几个基本价值的单词缩写：工会、团结、民主、尊严(Sindacato Unione Democrazia Dignit)，而“Cobas”是意大利 1980 年代兴起的自组织工会形式，全称 Comitati di Base(基层委员会)。与全国性的三大工会(CGIL、CISL、UIL)不同，Cobas 并不依附政党，也不依赖温和的协商体系，而是强调工人自治和直接民主，以罢工、封锁等直接行动争取权益。除此之外，Sudd Cobas 也善于动用多元和当代的抗争方法，如社群构建、众筹、社交媒体宣发等，甚至与艺术家和教育者合作，将抗争带到更广泛的人群中。一座 DIY 的公共纪念碑，这个做法就很像当代艺术。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尤其在 2010 年代中叶之后，越来越多南亚移民以庇护申请的方式来到意大利，他们沿着东地中海路线经土耳其、希腊抵达亚平宁半岛，寻找生计。在普拉托，他们老乡带老乡，逐渐加入了这里华人企业为多数的时尚产业。对不少中国老板来说，随着雇佣同胞的成本上升、华人移民数量减少、年轻一代远离制衣业等等，来自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异国劳工正好填补了用工空缺。

　　Sudd Cobas 的罢工，不像是欧洲各大城市中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提前通知的公共服务罢工，而是突然而迅猛的。他们往往在工厂门口即刻拉开战线，中止生产运作，包括用身体堵住货物的进出。这个策略对于“交货”周期非常短促的快时尚产业链中各环来说，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意大利劳动法保护工人罢工的权利，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一些企业主会选择与工会谈判、做出让步，签署“8 × 5”用工合同。也有的企业不让步，或产生冲突，或僵持多月。

　　多年来，Sudd Cobas 孜孜不倦地尝试与中国工人建立联系。他们将行动资讯翻译成中文、设立中文社交媒体账号、派发中文海报传单，但是在过去几年，可能性始终渺茫。在华人群体中，工会常被地渲染为“敌对势力”，算是一个敏感话题。更棘手的是，制衣产业往往依靠同乡关系网络紧密维系，工人和雇主之间彼此依赖，工人也被牢牢地锁在这个圈层中。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工人，因语言不通、缺乏社会资源，也最难跨出一步去接触外部力量。工会面向中国工人的动员，被视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今天的普拉托中心老城依旧是中世纪的格局：城墙围绕、街道狭窄，甚至保留着当时以行业分工而命名的街道：羊毛商人街(Via dei Lanaiuoli)、剪毛工人街(dei Cimatori)、染工街(dei Tintori)古城墙东南一隅，弗拉斯卡蒂城门(Porta Frascati)和三一门(Porta Santa Trinita)之间，矗立着一片庞大的厂区遗迹，一根 50 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因靠近护城河和水渠，这个厂区所在地自 14 世纪起就是羊毛加工厂，19 世纪中叶被实业家文琴佐坎波尔米(Vincenzo Campolmi)购入并扩建，使其成为城市纺织业的核心。曾有一度，全城出产的布料在进入市场之前，都必须先在这里完成剪毛、清洗或漂染的工序。今天，这里已成为纺织博物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南部的流动工人成为纺织厂里的劳动力，当时，他们也被称为“移民”。进入 80 年代，外国劳工来了，其中，中国创业者的安顿和发展尤其显著。这些移民企业家最初主要集中在古城西北边、沿皮斯托亚路(Via Pistoiese)两侧的区域，由于工厂与住宅混合布局，那里也慢慢发展出餐馆、超市、理发店等生活配套设施，成为华人移民的生活重心、普拉托的“Chinatown”华人日常使用中叫“中国街”。

　　在中国街上，也有一座被寄望于承载城市转型的巨物：一座名叫“Prisma Lab”的现代建筑。这个时髦的名字可以被拆解为“普拉托工业智能加速器”(PRato Industrial SMart Accelerator)，在不同的政府网站上，被定位为“纺织工业区企业技术转型中心”“多功能中心”“多媒体图书馆”或者“共同办公”(co-working)空间。但是当我无数次路过时，看到的总是空荡，除了室外花园长凳上偶尔有一两个居民使用歇息，这个公共设施似乎与周围的社区无甚联系。

　　近年来，市政府对中国街的皮斯托亚路进行空间规划改造，通过拓宽人行道、设置花槽和建设新的公共设施来营造更安全和整洁的公共空间。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美化与秩序愿景，与居民和商户对停车位、交通便利与日常生计的诉求发生了直接冲突，被一些人视为忽视社会与卫生问题的表面工程，还有人批评这种士绅化建设借“更新”之名推动排斥与取代。在 2021 年的一份反对空间更新的情愿书上，三百多户居民的签名中包含了二十个华人名字，新闻报道称这“突破了他们一贯的沉默态度”[7]在意大利主流媒体中，“沉默”是华人移民社群的整体画像。

　　上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后，顺应着成衣产业在普拉托的迅速发展，市政府在古城西南、开车十几分钟的位置规划建设了“1 号”和“2 号”工业区(Macrolotto 1 & 2)，以吸引工厂向外迁移。这里紧邻高速公路，便于人与货物的流动。驶入工业区，两侧密集的中文招牌常常让人产生置身于中国南方某工业区的错觉。在大片工厂中，零星可见中国餐厅、超市、奶茶店等。有时还能在路上遇到开着小卡车的个体商贩，兜售新鲜蔬果，或者盒饭及粉面等简易午餐。

　　特蕾莎时尚大火的纪念碑就坐落在 1 号工业区内，在揭幕前两天发生了一个插曲：厂区物业管理人员在夜间将花坛与碑牌摧毁，夷为平地。纪念碑所在的这片原本无人认领的小地块，此前和工业区里的许多空间一样，并没有什么用处，堆放着废料和垃圾。Sudd Cobas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谴责，认为破坏行为“宁愿容忍垃圾，也不愿容忍鲜花。”工人们在当天立即重建纪念碑，并支起了罢工时常用的帐篷，开始了长达 58 天的日夜驻守，保护纪念碑不被再次破坏。

　　临时占领的纪念碑，与普拉托另一座永久性雕像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在古城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上，竖立着十四世纪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的大理石雕像，他身披长袍，凝视远方，矗立于石台之上，代表着这座城市自我叙事中引以为傲的形象：一位远赴他乡、在法国起步并积累财富的企业家，他以纺织与贸易为核心的商业网络跨越阿维尼翁、热那亚、巴塞罗那和马略卡。达蒂尼雕像所代表的，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成功逻辑跨国流通、产业扩张与财富积累。而今，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当下，达蒂尼的遗产在他的家乡以某种形式得到了延续，“普拉托商人”已然活跃在全球版图上，只是，这个话题谈起来有些棘手。

　　她提起雇主时总是用意大利语“capo”(老板)，有时也会说“cinese”(中国人)。她坦言，认识我之前以为中国人都很坏。我问她是否所有中国老板都很坏，她说有些确实糟糕。一个老板，厂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桌，却让非中国籍工人坐在纸箱上吃饭，“像牲口一样”。但也有例外：她曾在另一间工厂学到不少技能，工人每天可以休息两次，每次三十分钟。至于后来为什么离开，她说：“是我的问题。”当时她“因为身体得不到休息”，患上了抑郁症，上班时常忍不住流泪，因而无法继续工作。

　　如此与警方的互动于我是陌生的。虽然警察监控抗议现场发生的事，并掌握参与公民的个人信息，但是工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参与者也自知在行使正当权利，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坦荡荡地与警察打交道。而我看到警察拍摄时，则下意识地想要避开，并感到恐惧。过程中我还“”了一张 Digos 的照片来记录;后来知道，公民有权在公共场所拍摄警方，这是意大利宪法保障的言论与信息自由的一部分。这些警察属于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他们不享有完全的隐私权，民众在不妨碍他们执行职责的前提下进行拍摄是合法的。我无需恐惧。

　　此时，一位工作人员在奥迪车的后备箱装了几袋衣服，准备驾车离开。工会成员和支援的工人们立马上前围堵，阻止车启动，僵持了一会。我一度担心司机会情绪失控、贸然冲撞人群这样的事情在以往并非没有发生过。我想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是不让他走，而是抗议他将货物运出工厂。这就是罢工中常听到的“纠察队”(pichetto)的职责 [11]：阻断货运，防止生产转移。后来工会成员将这个规则告诉这个中国员工，后者把货卸下后离开了。

　　“8 × 5”这一口号首次提出，是在 2020 年 12 月，源自工会斗争的核心诉求：反对剥削，推动公司与雇员签署全国集体劳动合同(CCNL)，落实每周 40 小时(即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 小时)的工作制，以及带薪休假、病假、加班费、雇主不可任意开除等基本权利。这个口号简洁明了，在罢工或中，人们喊得最多的就是：“Otto ore, cinque giorni!”(“5 天，8 小时”)。

　　这两条老板与工人之间的“潜规则”并非华人社群凭空创造出;一方面，这种高度灵活的经营法则实际上部分是从意大利工业传统中继承而来，我在后文将详述。另一方面，它也是勤劳的移民企业家和工人为适应快时尚的季节更替节奏与生产机制而逐渐形成的。时尚产业的“上市时间”(time to market)极为短暂，从设计到交货往往只有几周时间;因此，“移动制度”能够显著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并在价格与交付速度上为企业带来优势。

　　然而对近年来抵达的移民工人而言，情况已经不同。无论他们来自南亚还是中国北方，都普遍缺乏产业内的同乡网络，也就无法、也无需像早期劳工那样随订单流动。现在，一个基层工人几乎不可能离开一个岗位后很快又找到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产业早已饱和，灵活性和流动性不再意味着机会，而仅仅意味着缺乏保障，被困于黑工身份中。对他们来说，漫长的劳动往往只换来低廉的工资，还要在厂内忍受偏见。因此，这些工人不再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和基本尊严。

　　宏印事件中还浮现出成衣产业与有组织犯罪有交织的可能性。2021 年 5 月，宏印公司的一位员工据其他工人说为事实上的负责人因涉嫌与意大利最大的黑手党家族之一“ndrangheta”有关联而接受警方调查。省政府对公司发布了反黑手令，禁止其参与公共合同。此前，该公司曾获得 35.4 万欧元公共资金，用于防疫口罩生产。这一禁令在当年 9 月 1 日被撤销。

　　那年年底，为回应工人抗争时所遭受的来自企业报复和政府不作为的双重暴力，一个名叫“dialogo 辩”的小组发起发起了一场题为《普拉托：国王的新衣是谁做的?》的闭门讨论会，由学者切卡尼奥、生活在博洛尼亚的中国艺术家郑宁远，以及华裔表演艺术家石阳主要组织，邀请了工会和工人代表、华人社群代表、多名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普拉托市长、对 Sudd Cobas 表示出友好而后被控腐败而选择辞职的伊拉莉娅布杰蒂(Ilaria Bugetti)。

　　如果你从未走进过正在运转的纺织厂，你就无法真正想象它会产生怎样的噪音。纺织厂的噪音是密实的，几乎像一整块固体的质感;它像一阵扑面而来的巨浪，像一股逼得你缩起身子的风。纺织厂的噪音让你半眯着眼、微微一笑，就像在纷飞的雪中奔跑;它让你屏住呼吸，就像你对着新生儿的脸轻轻一吹时，他会做出的反应。纺织厂的噪音是持续而非人类的，由成千上万重叠的金属声组成，但有时，它却又像笑声。纺织厂的噪音没有明确的来源，仿佛从地面或空气中冒出来，因为从远处看，织机似乎是静止不动的。纺织厂的噪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九十分贝，让那些不戴耳塞的人头脑昏沉、耳朵发聋它就像折磨尤利西斯的塞壬之歌。纺织厂的噪音像是一支浩荡大军正向你直扑而来，也像是一个巨型蜂巢的嗡鸣。有时，如果距离足够远，你甚至会把它误认为是一场雷暴的隆隆声。纺织厂的噪音从未停止过，它是这座城市最古老、最庄严的歌谣，对普拉托的孩子们来说，它甚至是一首摇篮曲。

　　普拉托不仅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意大利的故事，更是关于全球化的故事。这段声音描写来自爱德华多内西(Edoard Nesi)，一位来自普拉托的作家，也是前纺织厂厂主。2004 年，他下定决心将继承于祖父和父亲的纺织厂出售，以免陷入与身边同行一样的命运在市场突变中走向破产。其获奖著作《我的人民的历史》是对意大利工业过去的一曲挽歌，在书中，他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回望普拉托的“黄金时代”：一个伴随意大利战后经济重建而兴起的繁荣时期。他饱富情感地控诉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和普拉托中国移民的到来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剧变，认为它不只击垮了历史悠久的毛纺产业，也伤及他所称的“人民”。

　　今天，城市有着全然不同的声场。机器仍在昼夜运转，但它的轰鸣不再如纺织年代那般巨大充满压迫性，而变得隐秘、弥散，如细密的低语，络绎不绝地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传出。离开古城稍稍往外走，无论行至何处，都能听见路边某座建筑里传来缝纫机声：“嗒嗒嗒嗒嗒”有时是两三架机器叠加的节奏，有时难以分辨究竟有几台，像细密的雨点拍打在铁皮上，均匀，偶尔停顿。这些楼房，有的厂门半掩或紧闭，有的只有高处有个小的通风窗，根本找不到入口。里面的场景很难见到，但是生产的声响仍顽强地穿透隔墙，成为路上的靡靡之音。这是今天普拉托最富有标志性的声音。在这些不可见的作坊里，在车缝纫机的噪音中，日日夜夜，布料拼接，一件件时装诞生。

　　从更宏观的尺度来看，普拉托的故事正镶嵌在时尚产业全球转型的大背景中。“时装”的概念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经历了一场颠覆从耐用必须品转变为过渡生产和快节奏消费，因而彻底改变了产业逻辑。快时尚要求极短的制作周期和灵活的供应链，生产成本不再是核心，真正的利润转向了营销与品牌。意大利历史深厚的服装纺织领域在 2000 年左右之前一度能够抵御这股全球趋势，但最终仍难逃本土零售体系被 H&M、Zara 等全球巨头取代的命运。

　　然而，中国移民所继承的，并不仅是市场份额，还有普拉托本地产业早已存在的文化与习惯。学者切卡尼奥指出：“灵活性在意大利工业区中早在华人进入之前就已是一个核心特征。未付酬的家庭劳动、恶劣的工作条件、超长的工时和低工资，以及普遍存在的账外用工做法，在工业区的鼎盛时期就很常见”[16] 这种日常生活和工作生产高度渗透的文化，也便可以解释本章节开头所引用的段落中，内西把纺织厂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称作普拉托孩子们的摇篮曲。

　　除此之外，用兼职合同和现金交易来避税、逃付加班费，或以公司“关门重开”的方式规避责任，这些被诟病的钻法律空子的做法，都不是华人创业者的原创发明，他们只是“入乡随俗”罢了。但是，“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普拉托这个在 1970 年代曾促使人们创造出 地下经济 这一新词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意大利唯一一个首先将移民创业定为犯罪并进行严密监管的地方。移民创业本质上只不过是对非规范化企业操作模式的进一步推进。”[17]

　　我在罢工现场感受到的族群张力，在华人移民群体内部显现得更为直接。在日常语言里，南亚工人常被称作“半黑”或“二黑”[18]，有时甚至因宗教信仰被贬称为“阿拉皮”，这些称呼不断加固着工作中的区隔与对立。与此同时，网络流行语“巴铁”源自中国官方“巴基斯坦铁兄弟”的外交表述在普拉托的罢工语境中被中国裔移民反讽为“巴铁不铁”，将劳资矛盾、族裔化的认知与国家宣传话语混杂在一起。

　　在中文网络世界，关于 Sudd Cobas 的报道在过去一直零星，多半转引自意大利主流媒体。随着今年工会行动的不断扩大，尤其是“8 × 5之春”期间多轮连环罢工的开展，简体中文社交媒体上的关注也开始增加。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始有自媒体转发和报道工会的行动，语气以谴责为主。也有一些公司雇主遭遇了工人罢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求助。6 月 26 日，微信自媒体“意华商讯”在推送中转发了 Sudd Cobas 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第三轮“罢工日”的海报文宣和行动诉求，题为《第三波罢工来袭：Sudd Cobas 工会再次向工业区发起全面动员，直至 7 月 6 日》。虽然文章风格明显出自 AI，也算是面向产业的一种提醒式的公告。文章结尾附上了三点针对华人企业主的“建议”：自查用工合法性与工资发放记录;加强工厂合规管理，特别是加班制度与劳动合同;如遇工会谈判请求，及时寻求专业劳工律师协助处理。

　　该自媒体在另一篇报道中引用了一些“来自华人企业主的观点”，虽然 AI 写作使得这些观点真假难辨，其中一些却也触及部分结构性困境。例如：“我们不是反对合同制度，而是希望制度更符合我们这种微型企业的运营节奏。”“这些年轻的西方工会代表，不懂我们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旦华人经营的小企业被查出非法雇佣，新闻报道往往会大肆渲染，将个别现象放大为普遍现象，加深社会对华人服装厂的负面印象。这让本就艰难的经营环境更加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讨论也体现出普拉托服装业当下的用工生态。有人提到，由于中国籍工人的工资要求相对较高，老板为了“省钱”，往往转而雇佣南亚或非洲裔工人。一些评论便指责巴基斯坦工人“抢了我们的饭碗”，甚至有人说老板“活该”：“半黑闹得越凶越好，以后老板们不敢用半黑，只会用中国人，对国人来说还是好事。”这种言论虽表面上反对剥削者，但却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和歧视态度，遮蔽了运动的核心议题工作权利。

　　对南亚工人来说，看得出来，加入工会不仅是维权，也意味着获得一个有归属感的社群空间。除此之外，他们中的部分还拥有其他业余爱好。比如，每个周末，许多移民工人会聚集在郊外一片大草地上打板球南亚各国家的国动。普拉托一度有三个板球队：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移民各自组队;在邻近的卢卡市，现在仍有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两队。这些球队在不同城市之间互访、比赛。我去的那天，还有不少孩子和青少年在训练。那里的巴基斯坦人对我说：“We love our sport!”

　　在巴基斯坦社群内部，对工会和罢工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些人担心罢工会影响巴基斯坦工人的求职机会。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今年年初的数据显示，普拉托 35% 的企业为外国人所有，其中 64% 由中国籍老板掌控(不含已入籍的华裔)[19]。今年 6 月，在移民生活类 APP“华人街”的一个面向雇主的投票帖中，230 名用户参与讨论罢工潮是否会影响招工决定。超过一半选择“以后不再雇佣巴基斯坦员工”，约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的投票者分别选择“合同到期找机会直接说明不再雇佣”和“留着干”。想必在今后，巴基斯坦求职者在中国雇主那有一定可能会碰壁。

　　Sofalegname 实际上只是另一家公司 Gruppo 8 供应链中的一个空壳公司，生产线就设在 Gruppo 8 厂内。工人虽挂名受雇于 Sofalegname，他们的生产却直接受到 Gruppo 8 管理。工会介入后，省政府推动恢复代工关系，但 Gruppo 8 随即再度将订单转移，悄然交给附近另一家“幽灵工厂”此前已被查出黑工、12 小时轮班、工人住在厂内等严重问题。

　　就在同一个月，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旗下品牌 Loro Piana 因涉嫌使用涉及严重劳动剥削的外包工厂，被米兰法院司法接管，警方逮捕了一名在米兰郊外运营代工厂的中国籍厂主。新闻报道中显示，代工厂的工人每小时仅拿约 4 欧元，每周工作近 90 小时;而一件代工成本约为 118 至 128 的夹克，在市场上却被标价 3,000 至 5,000 不等这一落差反映出供应链利润的压缩，也揭示了品牌背后工人的时间与劳动的极度贬值。

　　直到本文截稿(2025 年 9 月)，Sudd Cobas 仍然驻守在 Gruppo 8 的前后两家不同的空壳公司，分别位于福尔利和切塞纳(Cesena)。面对庞大的跨国资本和成熟的全球剥削体系，这些基层组织和工人的行动，不仅仅是一次单厂层面的“死磕”，也不仅仅关乎地区劳工权益，更是具有全球性的政治维度将地方抗争与跨国资本对峙紧密联系了起来。Sudd Cobas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4] 在意大利的华人群体中，是不是自己做老板、在当地有没有老乡关系网络、是否具备关键某一制衣环节的关键技能，这些因素将移民置于不同的生活处境。浙江的移民，尤其来自温州和青田的移民，因为去得早、家族关系紧密，很大一部分已经通过开厂或做进出口取得了可见的财富累积和社会地位。像王姐和她的两个朋友一个吉林的，一个福建三明的那样没有太多“关系”，只能在厂里做最底层的工作，一些女性则选择做家庭保姆，也有一部分从事性工作。这里“按摩店”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其通常就是中国女性从事性工作的灰色场所。在意大利各个城市，这种门面小小、但是常常紧闭和不透明的按摩店并不少见。

　　[14] 3 月 4 日，宏印的工人们在意大利重要的当代艺术机构佩奇当代艺术中心前举行快闪行动，在美术馆前自发悬挂印有“8 × 5”的旗帜，将工业区的劳动议题带入艺术空间当时馆内正在展出一个探讨纺织与政治抗争的展览，但这个公立机构对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劳动斗争却无甚回应。对比之下，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一些艺术家在宏印公司事件之中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工人抗争中，并成立了“Tocca Uno Tocca Tutti”(意为“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这句话是工会常用的口号之一)小组，不仅在罢工驻点组织艺术展览，也协助工会展开了文宣、存档和数据可视化等工作。

　　[18] 在华人社群的口语系统里，“半黑”这一称谓不仅用于南亚工人，还常被延伸到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甚至有时连巴尔干裔和拉美裔移民也包括在内，尽管这些群体在意大利的移民历史和社会身份完全不同。此类称谓未必总带有刻意的歧视，但揭示了华人移民群体对意大利社会中各群体进行划分的认知逻辑：“半黑”这个称呼指向除中国移民自身之外的其他外国移民;而对意大利本地人，华人则习惯性地称为“老外”哪怕自己才是真正的外国人。意大利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也整体被划入“老外”的范畴，以区别于移民自身。例如，如果移民家庭的孩子更融入意大利主流社会，常会被评价为“像老外”;而其他移民，虽然同样是“外国人”，却并不在“老外”的范围之内。